建立的制度无疑建立了有效的独裁制度,即使外戚豪强再强,到最后还是难免败亡,而孝桓皇帝时代的宦官集团更是将豪族势力打压到了最低谷,所以他才可以借势独揽大权,使皇权再次强硬,来引导目前士族的转变方向。他对学术的倾向性将影响到士族的修学取向,此时的士族只是将儒学视为仕途的一部分,读书人研读儒家典籍,也更多是为功名利禄。
对于目前帝国的情势,刘宏看得很透,民风是一个社会盛衰的晴雨表,所以古代先贤或王都特别注重‘移风易俗’光武皇帝中兴后以名教治天下,有一个重要目的就是激励士民砒砺操行,讲究名节,从而鼓动风气。但是孝和皇帝以后,社会中洋溢着一片‘浮华’之风,经济生活中人们普遍舍本逐末、竞相牟利。
对此,几位著名的学在他们的著作里多有揭露。王符《潜夫论·浮侈》中说:“今举世舍农桑,趋商贾,…治本少,浮食众。…浮末什于农夫,虚伪游手什于浮末。是则一夫耕,百人食之,一妇桑,百人衣之。以一奉百,孰能供之?”总之,当时社会中人无论男女老少都在为钱而奔忙,只要能弄到钱,不管是经商、演戏、求神、弄鬼、欺诈、赌博,什么都干。
这种贵末贱本、竞相逐利的结果就是舆服、丧葬制度形同虚设,奢侈之风盛行。而孝和皇帝之后作为天下臣民之的历代天子都是安于逸乐,使得这种风气越长,社会就此颓废。最后被时人称为三患:一曰奢僭,皇权衰弱,二曰弃农经商,弄得仓凛空虚,三曰厚葬,人人仿效,不惜倾家荡产,结果是穷厄既迫,起为盗贼。
光武皇帝中兴以后,之所在在民间倚重儒生,主要是因为儒生‘务忠良,以节优’对于‘移风易俗,使天下回心而乡道’有利。倡导名教治天下,除了希望做到人尽其才、官称其职外,就是‘尊崇节义,敦励名实’来达成政教双赢的目的。
士人有‘仰禄之士’和‘正身之士’两类,二中能够真正引领一个社会之正气的只有‘正身之士’,而‘正身之士’毕竟是不多的。即使是孝桓皇帝年间的党锢之祸,涉及‘诸生三万余人’,然真正称得上‘正身之士’,也不过是李膺、陈蕃、王畅、范傍等几位党魁和当时被称为‘三君’、‘八俊’、‘八顾’、“八及’、‘八厨’的少数骨干,绝大多数参与大多都是属于从风随响,或倾慕上述诸人之风采,甚至还有的是为了求其拔举。
刘宏深知,目前帝国崇尚名节的风气只是流于表面,尽管他登基以后为死于党锢的‘正身士人’修建文英殿,同时激励褒扬陈蕃等人,但是这种几十年形成的‘浮华’之风却不是短时间内可以根除的。
刘宏之所以要打击‘清议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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