义祸乱京东路后,宋廷就在两淮路部署了重兵,以防备贼人截断东南漕运,进而继续南下控制财赋重地江南。
即便后来徐泽公开造反并在燕京建国,大同军事重心北移,在京东东路的力量相对削弱,宋廷也没敢放松对两淮路的军事力量投入。
现在的情况是同军已经开始大举进攻南阳,大宋扛不住这波就得灭国,也只能拆东墙补西墙,应付了眼前危局再说。
其三,南阳府南面的荆湖北路和江南西路。
大宋立国后,西、北两面便长期承受巨大的边防压力,原的本策略一直是以南粮养北兵。
为了钱粮富足之地有人拥兵作乱,包括荆湖北路在内的江南诸路和蜀地广袤的国土,一直都没有重兵防守。
但随着京东、河北、河东等路相继丢失,大宋王朝的防御重心一再南移,而不得不适应新的国际国内形势变化,开始编练相对孱弱的南兵了。
赵佶决定迁都南阳后,在荆湖北路和江南西路两路一次性就增加了一百个禁军指挥的编制。
南卒确实没有北兵悍勇,但江南诸军自扩编后就一直没有与同军交过手,反而是初生牛犊不怕虎,惧同心理普遍没有北兵严重,未尝没有一战之力。
除了必要的留守人员,仅这三个方向最大可聚集二十万左右的勤王大军。
再加上各地响应勤王诏自募军队的“义民”武装,与死守坚城的京营兵马相互配合,不敢说一定能打赢同军,起码和谈时更有底气一些。
可惜,这些只是理论上数据。
现实的情况却是为了实现以战争手段摧毁更多的陈腐势力的目的,徐泽提前大半年时间就故意泄露了即将用兵赵宋的信息,以让后者调集力量做好战争准备。
但赵宋朝廷的应对却极其迟钝,除了迁都临安避敌外,赵宋君臣一直都是被形势推着走,根本谈不上主动应对。
因而,当徐泽发动讨宋之战,赵宋王朝从朝廷到地方都乱作一团。
以勤王之事而言,尽管教主道君皇帝在甩锅给赵桓跑路之前就下达了勤王诏,但各地兵马的反应速度和勤王决心并不一致。
如辛兴宗和李孝忠这等勤王诏下发之后就立即起兵响应者,其实只是极少数。
更多的人或者已经完成开拔,却走一程歇一阵。
甚至,有不少兵马已经走到了相距南阳府只有三四百里的地方,仍要再歇一歇,借口很正当——等待后续勤王大军,坚决不给同军逐个击破的机会;
或者,鼓励治下百姓“共赴国难”,趁机狠狠刮一层地皮之后,再以军队久不习阵难堪大用为由先抓一段时间的训练再说;
或者,干脆再狠一点,直接刮地皮刮得激起民乱,就更有理由不用派兵勤王了。
这一切乱象的背后,其实都是大宋军力不振屡屡败于同军的必然结果。
数十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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