立国时,社会治安极其混乱,为了震慑不法,滥用了很多野蛮酷刑。
比如,沿用后晋天福年间创立的刺配刑,对某些重犯实行“决杖,黥面,配役”的刑罚,将杖背、刺面、配役三刑施于一人之身。
此刑名义上是宽贷死罪的轻刑措施,实质却是汉代就已经废除的肉刑复活。
《宋刑统》规定的死刑有绞、斩两种形式,后又以附敕形式准用唐德宗建中三年(782年)以来施行的“决重杖一顿处死”。
因国内矛盾众多,民怨深重,为震慑人心,镇压民众反抗,赵宋又于法外施用了腰斩、凌迟、枭首、肢解、磔刑、夷族等酷刑。
徐泽并非嗜杀之人,自掌兵以来,一直慎用武力和重刑。
以徐泽的本心,其实并不想施用夷族这等酷烈手段。
但乱世当用重典,同舟社虽掌管登州数年,很多百姓对刑罚的认知却还停留在赵宋,不施用重刑难以震慑人心。
若不能一次性达到震慑效果,搞不好以后还会人以身试法,会死更多的人。
夷一族是为震百族,怀小仁只会害大仁。
徐泽并没有通报登州税法改革试点的具体内容,一众官员也没有追问,因为没有问的必要。
经过这段时间的轮训,他们已经明白,同舟社不同于以往改朝换代的任何政治势力,真正的根基在底层,现阶段的目标就是解决治下社会阶层上下流通不畅的问题。
不仅要重新打通由下到上的晋升通道,还要确保这条通道长期畅通,就必须由上有下流通,以达到损有余而补不足的目的。
税法改革只是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,事实证明,这一手段很多人并不认同,作为同舟社“根基之地”的登州改革还没开始便发生叛乱,就是明证。
但徐泽不在乎社会上层的认同——这是造反派和改革派的本质区别,同舟社治下,徐泽有信心也有实力镇压所有叛乱。
正如其人对朱武所说那样:同舟社可以选择造反的方式是温和还是暴烈,被造反者却没权力讨价还价,要么主动配合,要么接受毁灭。
如果温和手段达不到目的,那就使用暴烈手段。
对此,徐泽没有任何心理负担!
各州、县官员最需要关心的也不是税法改革的内容,而是自己治下什么时候才能完成税法改革前的相关准备工作——这就是青云直上的密码。
同舟社这条能渡乱世苦海的快船队不好上,同样难下。
而为船队指引航向的徐泽,心中只有彼岸,不会为任何人停留。
这些官员上船之后,身家性命就已经与同舟社的事业紧紧捆绑,不想沉沦苦海,就只有抓紧跟牢,拼命划桨。
当然,为了防止某些为了政绩而头脑发热的家伙胡搞,基本的政策界限必须划死。
徐泽明确强调,当前各地的重点任务是扎实打基础,在上抓吏治,在下抓共建会。
至于改革如何推进,自有社务部统筹,不是各地官员需要考虑的问题。
同舟社的天下,堂堂正正取,辖区一旦有民乱苗头,必须第一时间上报,蓄意激化矛盾的,严惩不贷!
徐泽虽然不惧怕治下的豪强富户发动叛乱,却不是真想看到他们都叛乱。
动乱意味着死人,意味着破坏,尤其是在一些共建会力量薄弱的地区,动乱一起,短期难平,这不是他想看到的。
而且,不是所有的豪强富户都是“坏人”,或者冥顽不化要财不要命的守财奴。
徐泽的新秩序里,并不存在谁弱谁正义,谁强谁该死的逻辑。
他是要社会恢复流动,也不介意动用铁腕,但不是野蛮粗暴的对上层割韭菜。
所有的手段要始终围绕目的来进行,而不能为了手段而忘记目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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