向是从严从重处理的。
这件“小事”闹大,真不怪康达、周畀小题大做,他们就是做这事的,不敢不严。
其实,问题远不止这些,也不光出在乐昌县一地。
同舟社军队这段时间扩张太快,兵员素质参差不齐,军纪整体上是在下降的。
而分散驻扎,以及长时间、高强度的行军和作战任务,也很考验部队的韧性。
就算朝廷在战略上始终处于被制地位,官军一直被牵着鼻子走,战斗力也明显比同舟社要弱很多。
将士们和官军作战时,实际是流汗多,流血相对较少。
但打仗总是要死人的,就算死的人少,那也是死。
大无畏的人永远都是极少数,眷念生而畏惧死才是人之天性。
面对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死掉的压力,有些人逮着机会就想放纵一把,
少数头脑不清晰的军官也对这些行为睁只眼闭只眼,还美其名曰“激励士气”。
军纪松散是一方面,还有因为接连吊锤朝廷的军队,导致官兵信心爆棚,盲目自大的问题。
官兵中,尤其是在一些中高级军官中间,“打到东京去,同舟全天下”的言论,有不小的市场。
受大战胜利的鼓舞,政务系统中,也开始出现一些激进的声音。
与官兵们希望建功沙场,不断扩大地盘和统率兵力的直接粗暴不同。
政务系统一直都因为人才紧缺,任务繁重而压力巨大。
大战胜利后,同舟社实际控制的州县扩张了几倍,这个问题就更加明显了。
面对人才紧缺的压力,有人便建议,是时候提出同舟社的“政治纲领”了。
只有表现出取赵氏而代之的气魄,才能吸引更多优秀的人才来投靠。
就算不建国造反,至少也要开科取士,以缓解人才储备不足的问题。
这些问题,其实都是势力快速扩张必然会出现的矛盾。
徐泽在开战前就有所预料,并做了相应的准备。
但形势的发展不以他的意志为转移,朝廷一系列拉胯的反应,让徐泽计划中的小范围、高强度的战争设想落空。
战争规模越打越大,并最终将“莱州之战”打成了“京东之战”。
饥肠辘辘的食客已经上了桌,精心准备的饭食却做夹生了,难道就倒掉不吃么?
因此,送走张邦昌、田庆后,徐泽便赶到了北海,集合相关人员,召开了同舟社扩大会议,以解决这些矛盾问题。
京东东路范围内,已经入社的县令以上官员和营正以上军官,全部参加会议。
另有原密州知州罗仲彦、安丘县代理县令陈规、武卫军济南府第一指挥指挥使关胜、保捷军凤州第一指挥指挥使张雷等社外人士,也受徐泽之请,列席了会议。
张雷已经有了投靠之意,罗仲彦、陈规、关胜三人皆有抱负,因不同的原因,还不愿背弃朝廷。
罗仲彦被俘后,拒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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