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起我的娘家——狼牙部队,我算是最早的那一批士官,对这支部队的成长,我应该是比较有发言权的。狼牙部队最早可以追溯到1973年的秋天,那时我在黑龙江靠近边境的一个地方的武装连当班长,当时我们属于建设兵团,虽然枪支弹药齐全,但也算不上什么正规部队,直到那年的9月末,一位知青来到我们的连队……”
——摘自沈阳军区某师师长采访录《在狼牙部队的日子》
9月的月末,当知青们看着满仓的粮食,人人脸上挂着丰收的喜悦,这一年天公作美,风调雨顺的,一年辛劳没有白费,同样的1973年,也是建国以来的第二个大丰收。按照徐副指导员的话,是运动搞得好,所以才有这么丰硕的成果。“思想改造”排已经解散,这12人用自己的劳动,赢得了别人的尊敬,只有他们自己才能体会到这几个月劳作的艰辛。只不过,定期或者不定期的运动,还是要这12人站出来接受批判。其实在李思明后世的眼光看来,五连的运动还算不是激烈,这得感谢他们有一个好连长和一个好指导员。
同样的这一年,在中国知青史上发生一件让千万知青刻骨铭心的事情。
7月19日《辽宁日报》以《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》为题,刊登在高校招生的文化考查中交了白卷的张铁生的一封信,并加了编者按语。8月10日,《人民日报》予以转载。于是有人吹捧张铁生是“反潮流的英雄”。由此煽起了一股否定文化学习的歪风。全文如下(原载1973年8月10日《人民日报》):
尊敬的领导:
书面考试就这么过去了,对此,我有感受,愿意向领导上谈一谈。
本人自一九六八年下乡以来,始终热衷于农业生产,全力于自己的本职工作。每天近十八个时的繁重劳动和工作,不允许我搞业务复习。我的时间只在二十七号接到通知后,在考试期间忙碌地翻读了一遍数学教材,对于几何题和今天此卷上的理化题眼瞪着,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。我不愿没有书本根据的胡答一气,免得领导判卷费时间。所以自己愿意遵守纪律,坚持始终,老老实实地退场。实话,对于那些多年来不务正业、逍遥浪荡的书呆子们,我是不服气的,而有着极大的反感,考试被他们这群大学迷给垄断了。在这夏锄生产的当务之急,我不忍心放弃生产而不顾,为着自己钻到屋子里面去,那是过于利己了吧。如果那样,将受到自己与贫下中农的革命事业心和自我革命的良心所谴责。有一我可以自我安慰,我没有为此而耽误集体的工作,我在队里是负全面、完全责任的。喜降春雨,人们实在忙,在这个人与集体利益直接矛盾的情况下,这是一场斗争(可以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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